为缓解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自2011年10月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两次以小微企业为专题研究扶持其发展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等部门也先后出台多项扶助措施。
综上所述，只有统筹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才能在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的波动的同时，增强自主增长内生动力，为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控物价首先关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
发达国家政府受债务规模高企、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难以有效实施重大结构性调整。进入专题： 经济形势 。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牢牢把握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经济社会得以健康、持续、较快发展的基础。内需增长虽然由政策扩张刺激开始向市场主导转变，但基础还很不稳固，内需弥补外需任务仍然艰巨。因此，控物价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已有成果，防止物价涨幅过高。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波三折，贻害连连。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腐败加剧的背景下经济却能成长，难道腐败果真像有的学者讲得那样有利于经济增长么？腐败与特权当然是经济的腐蚀剂，其危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二是加大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因为人口增长不到1倍，中国人的生活想不改善都难。他坦承，中国农业要比巴基斯坦先进很多，甚至二者根本不可比。他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农业的比较研究。1982年起步的农村改革所形成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准私有产权，由这个制度农民获得了较大自由。
但另一方面，部分官员的深度腐败让中国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网 进入 党国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
农业增长加速释放农村劳动力，并使中国人吃饭成本迅速降低，城市经济发展获得了人类有史以来少有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城市经济也随之增长。技术和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又依靠产权保护和市场扩大这两个要素，而这两个要素在王权政治结构之下基本不具备。人类经济进步首先表现为产品的创造和产量的增加，而这个变化仰赖由技术进步支撑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有了这个条件，中国的两大历史遗产开始发挥作用——巨大的统一市场和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准立刻成为优良的交易条件。
经济学的简单道理是，只要交易成本足够大，交易就不会发生，专业化分工也不会发生，贫困就如影随形。可是，这种腐败居然没有阻挡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缘由也简单：相对巴基斯坦这类国家，中国的统一市场和基础设施，再加上有文化的廉价劳动力，所蕴藏的生产潜力太过于巨大，连腐败也难以抵挡。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变化，而粮食总产和单产翻了4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农业想要不进步都很难。
欧洲中世纪后期开始，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逐步确立，与扩大市场流通有关的技术获得突破，交易成本大大降低，物质财富急剧增长。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是抑制特权、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
他要了解，中国农业究竟为什么会发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发展。后者对经济发展的伤害比前者更大。
这正是南亚、非洲国家苦难的根源所在。近日听一位在日本有过经商经历的商人讲的一番话，便验证了这个道理。这位企业家所遭受的苦难，便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个现象：腐败造成了经济活动的极大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第五，重新审视资本账户开放的项目和次序，清理利用外资政策，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和战略产业外商投资的管理。笔者建议，通过国有控股银行向民间资本出售部分支行，形成一批不设分支机构的民营社区银行和乡镇银行，以满足服务业、小型与微型企业、农户和个人家庭的金融服务需求。实现银行业差异化发展的有序市场结构。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更多的是中间道路，而自由浮动与硬盯住的端点论也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放弃。(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第四，实现与美元脱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重点是建设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爬行盯住制度，调低篮子中美元与欧元的权重，增加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大国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货币权重。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出售支行的内退外拓战略可以实现一石数鸟之功效：通过回笼货币，可缓解我国通胀压力，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减少再融资对股票市场的压力。
但当前，行政垄断型金融体系已成为居民储蓄转化为高成长新兴产业投资的瓶颈，需要积极推进行政垄断型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金融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 进入 潘英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转型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1976年的牙买加会议承认了浮动汇率的合法性，但此后的双边汇率波动幅度高达50%~100%，远远超出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上下1%和凯恩斯设计的国际清算联盟中规定的上下5%的适度波动幅度，国际浮动汇率制度早已失去了事实上的合法性。国际社会需要探讨并将国际浮动汇率管理问题提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而不是压制部分国家实施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行政垄断型金融体制是中国工业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全球外汇市场年交易额已高达800万亿~1000万亿美元，其中出于投机目的的交易接近97%。为了避免投机资本推动升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政府应避免激进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把握人民币定价的主导权。
政府的立场需要从支持企业低成本融资，转向切实保护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利益。转投海外分支机构网络建设，既可分散美元资产贬值风险，又可加快推进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人民币对美元做出有利于减缓贸易摩擦和促进资本输出的较大幅度升值调整后，政府宜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合理区间作为基本政策。并加快政府债券市场和公司债券市场的深度发展，探索通过人民币QFII间接开放国内债券市场，形成有效的海外人民币回流机制。
另外，现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中，并无条款规定会员国有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义务。即使在完全放开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的场合仍可自主或与亚洲国家联合引入短期资本交易税政策。相比较，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爬行盯住制度可以凭借大国意志引导国际资本的市场预期，它与外汇行政管制以及短期资本交易税等经济杠杆一起，将可应对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给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实施富民政策和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拓宽投融资渠道，使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各类高新产业和服务业得到持续的资金融通，使本国居民更便利地分享这些产业成长的丰硕成果。
第三，分步缩小存贷款基准利差，给出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节点，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转换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国际汇率大幅波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投机盛行的国际背景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投机资本单边汇率预期的自我实现，而外汇管制在投机资本的冲击下通常是不堪一击的。
金融改革的主要领域在于：第一，放松各类金融服务业对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在健全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安全网的情况下，促进金融服务业市场的有序竞争。目前中国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高速公路建设都已出现过剩，而内部消费市场的开发和服务业的发展尚有待于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政府可采取相应政策，比如减免营业税、允许提取更高比例的海外经营风险拨备等，鼓励大银行拓展海外市场。行政垄断型金融体制的核心功能，是帮助工业化战略解决廉价资本的供给问题，这些制度安排便利金融业和特定产业获得廉价资本，但却长期损害了存款人和中小投资者等中产阶层的利益。
